一、在历史转折关头，提出评价毛泽东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，奠定了起草《决议》的基础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中国共产党在拨乱反正进程中遇到几个重大原则问题：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，如何评价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如何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？其中最关键的，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。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了“两个凡是”的错误方针，严重地阻碍了拨乱反正的进行。1977年4月10日，邓小平在给中央的信中郑重提出：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、全军和全国人民。”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以后起草《决议》的基本准则。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，纠正了“两个凡是”的错误方针，但是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特别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尚需时日，更重要的是把工作重点尽快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。因此，1978年12月，邓小平指出：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，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，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。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，另一种倾向又开始冒头，出现了借纠正“文化大革命”错误而否定毛泽东、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言论。又是邓小平，在1979年3月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》的重要讲话中指出：我们要在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，对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批判。经过邓小平纠正两种错误思潮的阐述，全党全国具有了总结历史的初步条件。1979年6月，中共中央决定，起草叶剑英代表中央的建国三十年国庆讲话，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给予初步的基本估价。邓小平四次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，特别强调要使人们看了文章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，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，完整准确地学习、运用毛泽东思想，是真正将毛泽东制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付诸实践；无论如何不能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泽东。国庆讲话获得了全党全国的好评，希望进一步作出正式决议的呼声更高，中央水到渠成地作出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《决议》的决策。
二、主持起草《决议》，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，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。《决议》起草计历时20个月，较大的修改共9稿。从确定总原则、设计结构到判断是非、修改文字，邓小平都倾注了极大的精力，共专门作了13次重要谈话和讲话。他首先提出：“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，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。这是最核心的一条。”1980年6月，他看了第一稿后指出：“决议草稿看了一遍。不行，要重新来。”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、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；晚年错误要讲，但是要概括一点，要恰当。10月，第三稿提交党内四千名高级干部讨论，多数人同意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。也有人认为，毛泽东“过大于功”。后者虽然是少数，但言词激烈。受其影响，第四稿加重了写错误的分量，调子比较低沉。邓小平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倾向，立即找胡乔木等谈话说：“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。丢掉了这个旗帜，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。”他断言：“如果不写或者写不好这个部分，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。”这时，陈云提出了把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六十年历史联系起来写的意见，使邓小平长久思考的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。
1945年，中共七大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。1956年，中共八大根据毛泽东的要求，没有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。邓小平据此主持修改党章，在八大报告中强调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。但1960年，林彪又以个人崇拜的方式提出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”，使“左”的错误逐步发展到极端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邓小平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史作为依据，又迅速得出必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结论。从七大提，到八大不提，到《决议》再提，这并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，而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结果，也是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思想的重要源泉。
三、对中共党史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（简称“国史”）提出科学的论断和分析方法，为研究当代史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指南。起草《决议》时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迈过了第30个年头。但是，人们仍然对党史、国史存在着较多混乱认识。1978年1月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郑重倡议“要赶快着手研究”国史，并且建议编写国史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国史研究所。3月28日，邓小平在听取他的汇报后叮嘱“要赶快做”。
邓小平首先提出了当代史的研究和教育要有牢固的政治大局观，一开始就强调：“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，尤其是个政治问题，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。”今天回顾起来，如果不是当时邓小平一再坚持，如果片面夸大历史错误，不仅会产生一个不符合事实的决议，而且将导致怀疑否定党和国家、断送中国改革开放大好前程的严重后果。其次，他对《决议》中涉及到的大量历史事件和人物，实事求是地进行了分析判断。这些具体评价尽管并不能代替历史学者的具体研究，但今天党史、国史的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，我们回顾邓小平的许多判断，仍然感到十分准确和到位。第三，提出了一系列认识、研究当代历史的科学方法。一是“宜粗不宜细”。二是不能感情用事地过多追究个人的品质和责任，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、制度、认识、经验上考虑问题。三是用民主集中方法认识、研究历史。邓小平决定组织四千人对《决议》草稿进行大讨论，这不仅在党史、国史上是空前的，而且在中国悠久修史传统上也是没有先例的，值得以后修史时借鉴。
历史催生《决议》，《决议》淬炼历史。邓小平主持起草通过的《决议》使全党全国深刻地总结了经验教训，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，全身心地去开拓改革开放的新时代。另一方面，在邓小平主持起草《决议》的思想指导下，党史、国史的研究开始走向成熟。